在人类自然科学的范畴里，有一个门类叫“古气候学”。
这个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各个地质时期，气候的变化规律，为预测今后气候变化及应对方案提供服务。
在此学科探索上，中外科学家走出了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外国学者更重视考古发掘，通过挖掘探坑采集古代植物标本、花粉来进行科学分析。
而中国科学家在田野科考之余，还一头扎进古代文献记载中，猛刨先祖们留下的记述。
说起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们，通常都会有种幸福的“烦恼”。作为地球上最喜欢“码字”的族群，汉族先民个个都是写史狂魔。
再加上，从未断绝的汉字文化，让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古代发生的事情。而这造成的结果是，先人们给我们留下庞杂到令人发指的纸面记载。
这其中，不但有官修史志，还有大量的野史、方志、游记、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等等。这些史料中，均保存了很多各地气候变化的资料。
今天，我们就从古代涉及气候的诗文记载中，看看唐、宋时期的气候，都发生了那些变化。
先从宏观的角度上，阐释一下中原地区，几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大趋势。
经过竺可桢、朱士光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国历史气候的波动变化周期，已被国内外气候学界广泛认可。
在最近四、五千年来，中原地区的气候大环境，总体上呈现起伏趋冷，逐渐走低的大趋势。
其中，在“仰韶文化时期”、“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分别有过三个气温的高峰，称为“暖期”。
而在“西周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明清时期”，则处于气温低潮期，称为“冷期”。
注意表中的横线，这是现代气温的等位线，对应的温度为9℃。
由此可知，三个暖期的平均温度高于现代平均气温，最高的仰韶暖期高出2~3℃。秦汉、隋唐两个暖期虽数值趋落，但依旧高于现代均值。
从横轴上看，中国大陆的气温，大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
例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
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17世纪中叶又形成了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通过上图，我们能够很直观的得知，从隋唐至宋，中原气温处于下降的通道，并且图上显示的下降曲线很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古人诗文中的描述和上述论断是否相符吧！
先说古代人最喜欢的题材——梅花，因梅花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之魁首，故历朝历代咏颂者众多。
北宋（—年）诗人林和靖（林逋，年—年），隐居于杭州西湖小孤山，以“梅妻鹤子鹿家人”闻名，其诗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昏”（《山园小梅》），在中国咏梅诗中堪称不世之作。
这说明，当时杭州西湖的梅树长势良好，林和靖才能以梅相伴。
在杭州稍北的南京钟山，年过半百，心恢意懒的王安石，对着数枝怒放的寒梅，郁郁中写下了，“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但北宋时期，华北地区已无梅树可寻。
苏轼（公元-年）在其咏杏花的诗中写道，“开花送余寒，结子及新火。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杏》）。
而王安石则在另一首咏梅诗中，干脆嘲笑北方人没见过梅花，将其误做杏花，“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红梅》）。
如果王安石生活在唐朝，他是没有机会嘲笑北方人的，因为当时关中梅树遍布，并不稀罕。
唐玄宗时期（公元-年），梅树可以生长于长安的皇宫，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被称为“梅妃”。
诗人元稹（年—年）在《和乐天秋题曲江》中，便写到了曲江的梅树，“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而杜甫《病橘》一诗中写到，李隆基在蓬莱殿中种植了柑橘，“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
要知道，相比于梅树，柑橘更不耐寒。一般来说，梅树在-14℃以下，便会生冻害，而柑橘更差-8℃的低温，就会让它结果困难。
唐代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里记载，“天宝十年（公元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
而在北宋徽宗*和元年（年），平方公里的太湖，全部结冰封冻，且冰坚实的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名的柑橘全部冻死！
可见唐宋两朝巨大的气温差距，而时间再向前推，到商周时朝，梅树则更为普遍。
《诗经·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
此时的梅树，可以在终南山野外自然生长，这比唐朝长安城内的小环境更恶劣。说明商周时期，气温应该比隋唐更温润多雨。
另外，在商周时期，梅树的作用可不是简简单单欣赏而已，梅子还是种重要的调味品。
因当时无醋，梅子是酸味的主要来源，所以梅和盐一样是生活必需品。
《书经·说命篇》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
说完了，梅树和柑橘，我们来说另一种吃货的最爱——荔枝。
荔枝是种典型的热带水果实，比橘柑更不耐寒，-4℃的温度便会冻死，其常规种植区域多在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
但唐朝诗人张籍(公元—约年)在其《成都曲》一诗中写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这说明，当时成都周边便有荔枝种植。因此，传说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贵妃爱物，当不是来自岭南。
北宋苏轼（公元-年）时候，荔枝就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了。
到了南宋，陆游（公元-年）和范成大（公元-年）均在四川居住过一段时间。
从二人的诗文可知，此时四川眉州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荔枝的种植区已南移到四川南部沿江一带，如宜宾、泸州大量种植。
在苏东坡心里，“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竹子，随着气候的变化，种植范围也出现了大范围变动。
在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长安和西京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均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
到南宋初期，只有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长安的竹监司，因无竹可监已经取消了。
元朝（公元-年）初期，长安、河内又重设“竹监司”衙门，可见气候再度转暖。
但《元史·食货志》记载：年（至元二十九年）“怀(庆)、孟(津)竹课，频年研伐已损，课无所出”，再度撤销，只有凤翔的竹类种植继续到明代初期才停。
这表明，随着气候逐渐转冷，明初以后，竹子在*河以北，已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另外，唐朝时期，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比现在长。
唐人樊绰的《蛮书》中记载：“云南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可收获两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麦或大麦。”
现在曲靖一带的农民，也做不到一年麦稻两熟，只能在收稻后，补种豆类作物。
综上所述，从古人留给我们的诗文中可见，梅树、柑橘、荔枝、竹子的等作物的生长范围，在唐宋两朝差别甚大。这种变化，主要源于气候的转冷。
而北方气候渐冷的趋势，使汉唐时期经济的主要引擎*河流域熄火，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江南地区一跃而成中国经济的中心，成就了“苏杭熟，天下足”的佳话。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的开发除了三次衣冠南渡外，还有气候因素使然。
甚至，气候因素的加成可能会更大些。因为北方地区保持温暖气候的时期，恰恰是中原王朝最强劲的几个朝代。
而之后天气转冷，干旱少雨频仍，中原朝代便渐渐奄奄一息，再无勒石燕然、牧马天山的之势。
参考文献：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_竺可桢；
《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_王会昌；
《近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_张允锋；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_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