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捧杀”到“棒杀”：新兴市场再遭唱空做空
近两个月，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股债两市遭抛售和本币快速下跌的冲击。特别是8月以来印度卢比危机不断升级，对美元汇率三创新低，印尼市场又于本周呈现明显恶化态势，拖累亚太股市全线跳水。截至目前，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多家外资投行和金融机构均表示对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前景悲观，并做出风险提示，甚至有悲观者提出金融危机第三波即将在新兴市场上演。西方机构的唱空与表现为资金加速撤离的“做空”引发人们对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会否重演的担忧。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21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新兴市场此番遭劫的确是内忧外患共同作用所致，从市场现象上来看，目前的风险点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不乏相似之处，但在实质上仍存明显差别，且内外环境较之十几年前亦大不相同。“其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因超前发展而出现的结构性扭曲问题在新兴市场一直存在，经济泡沫化和虚拟化的风险也不是最近几个月突然出现的，虽然美联储退出量宽等外部因素可能加剧风险上升，但我仍然认为没有足够理由预言所谓金融危机第三波。”她说。“现在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出现问题的国家，甚至不在于美联储退出量宽，而在于过度夸大风险，从而导致危机预言的自我实现。”
此次亚太地区新兴市场风险急升，从时点上看外部因素扮演了关键角色。具体表现为两方面，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美联储高调释放退出QE信号。事实上，自美联储5月份提示退出条件和可能的时间表以来，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趋势就越发明显。近期有关美联储可能9月即降低资产购买规模的预期升温，资本流出压力也在加大。其次，新兴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后呈现普遍减速态势，而在危机泥淖中跋涉数年的美、欧、日经济开始向好，投资机会拓宽，加之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亦引发资本加速流出。
相比于上述“外患”，印度和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内忧”由来已久，病灶也更深。除经济疲软、经常项目赤字高企的硬伤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存在的结构性扭曲问题是海外唱空的重要依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集体陷于困顿。为帮助摆脱危机，在二十国集团（G20）平台的协调下，新兴经济体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慷慨救市，成为全球复苏火车头。然而，这种超前支出、消费与发展也为其均衡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在发达经济体普遍进行去杠杆化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却在信贷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在经历2010年和2011年强劲反弹后，新兴经济体从去年开始增速普遍下降，预计今年增长将更趋疲软，成为本币下跌的重要基本面因素。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并未带动国际贸易环境的实质改善，依靠外需拉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受挫，更加剧部分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加剧本币贬值，并与资本流出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不过，陈凤英认为，内忧也好，外患也罢，亚洲新兴经济体目前抵御危机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都表明，爆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自身条件来看，首先，几乎所有国家近年来外汇储备均大幅增加，截至2012年底，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达到7万多亿美元，抵御冲击能力大大提升；其次，目前多数国家资产负债结构都从过去偏重债务型负债向偏重权益型负债变化，后者相对稳定性要高一些；第三，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比例大大上升，减小了汇率波动对外债规模的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较少，且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眼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这些国家相互贸易往来比例上升。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自中国需求的上升降低了上述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成为区域经济安全的一个稳定锚。
“毋庸置疑，通过痛苦的改革来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已成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当务之急。但就当前阶段而言，我认为中国不出问题，亚洲基本就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陈凤英表示。“现在最大的风险在于过度炒作引发危机预言的自我实现，而后者在欧债危机演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目共睹。”因此，理性看待自身面临的风险及抵御能力，充分发挥稳定锚的作用，合理调用*策工具，避免恐慌情绪引发螺旋式下跌，应是新兴经济体避免危机爆发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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