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夏饮食文化的特点，西夏史前辈学者苏冠文在《西夏膳食述论》一文中，以及史金波在其著作《西夏社会》中都有所论述，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亦有商榷之处。在研究西夏饮食文化特点时，有必要把西夏饮食文化放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里去考察研究。
横与同时代的宋、辽、金等民族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纵与西夏故地历史前后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是科学合理的。下面我们从西夏与辽、金等非汉民族共有的饮食习俗，和西夏特有的饮食习俗两方面进行了解。
一、西夏与辽、金等非汉民族共有的饮食习俗
主体的多民族性是北方各政权饮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西夏、辽、金等政权，分布于宋王朝的西北、北部及东北，这一地域是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地带。一方面受到宋时寒冷天气，以及平衡社会生活所需等方面原因的影响，北方各族人民纷纷南下中原。另一方面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巩固边防的需要。
中原人口尤其是汉人必然也会向外扩展，寻求发展。因而宋时北方的广大地区就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杂居的地区。西夏境内的党项、吐蕃、回鹘、靼、吐谷浑，以及辽金境内的契丹、蒙古、女真、渤海、奚等各族人民，在这里从事畜牧及渔猎，汉族人民在这里从事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他们共同为北方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饮食原料。
同时在这里交流膳食原料、饮食技术及饮食用具，最终形成了北方多民族的饮食文化特色。例如西夏既有游牧民族丰富的各种肉产品和奶制品，亦有农耕文明的各种谷物和食品，这一点比单纯的游牧民族或单纯的农耕民族的饮食都更加丰富。西夏、辽、金各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渔猎，兼营农业。
因而其饮食风俗既有牧猎民族的特点，又有农耕民族的特色，肉类、谷类兼食，而且二者地位相当，都不可或缺。饮食原料的多来源性是西夏与辽、金等政权饮食文化的又一共同特点。他们的饮食原料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从大自然中渔猎采集的食物，这也是所有民族最原始的获得食物的办法，亦是西夏、江、金等族人民传统的产业之一。
这些民族都先后经历了从松散的部落，到完善的行政政权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是靠天吃饭，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他们的食物原料大多来自大自然的野生动植物，如《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载：“女真地饶山林，善骑射……好渔猎”；二是游牧或畜牧饲养的动物，这是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
尤其是西夏和辽，畜牧业十分发达，靠畜牧业饲养的动物是他们最主要的饮食原料来源，这在他们的社会前期地位更为重要；三是农业生产的谷物粮食，在西夏党项人、辽契丹人等与汉农耕民族长期的混居中，农业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女真人本来就是懂得农耕。在他们社会发展的中后期，汉农耕民族各种粮食作物在这些地区得到普遍种植。
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原料越来越重要，他们的饮食原料也越来越丰富。要说明的是宋王朝的汉民族饮食原料，来源也是十分广泛的，相比西夏、辽、金等民族的饮食原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宋人的饮食是有主次之分的，绝大部分人民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
而相比之下的西夏、辽、金等民族畜牧、渔猎和农耕，似乎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缺一不可。饮食文化的发展性亦是西夏与辽、金等政权饮食文化的共同特点。西夏、辽、金等非汉民族人民在没有建立政权以前，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经济结构和饮食结构单一，饮食原料以动物资源为主。
如：西夏党项族在没有向西北迁徙之前，只蓄养牛、马、驴、羊以供食，不会农业，不种植五谷，主要以动物肉食及乳产品为食；辽初契丹人的主食以肉为主，粮食为辅；女真从唐末以来，以渔猎经济为主，处在随水草迁徙、穴居野外的原始社会末期，女真社会早期，以渔猎、畜牧的肉食为主。
但是随着番汉长期混居，尤其是各族政权建立后，中原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与饮食文化逐渐被这些非汉民族所接受，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传入和引进，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使得粮食在主食中的比重逐渐增大，他们的饮食文化逐渐丰富，以肉食为主的一元饮食结构逐渐过渡到多元饮食结构。
如：西夏在汉族饮食的影响下，西夏各族人的饮食逐渐丰富起来。在食用肉食的同时，农作物食物，尤其是面食进一步丰富，西夏的面食有油饼、胡饼、蒸饼、乾饼、烧饼、花饼、油球、角子、馒头等；契丹中期以后，粮食在主食中比重增大；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在女真人的主食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以上所述不管是西夏，还是辽、金等，其饮食文化善于受到汉族的影响，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都由丌始的以肉食为上的单饮食结构，逐步发展过渡到肉食和农产品共食的二元饮食结构，因而发展性是这些民族共同的特点之一。
要说明的是汉农耕民族饮食文化也是具有发展性的，只不过西夏、辽、金等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的时间较短，在两三百年之间，便走完了汉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吸收了汉民族已有的饮食文化成果而已。
二、西夏特有的饮食习俗
宋、西夏、辽、金等各民族分别居住在不同方位的地理区域，民族构成不同，地理环境、气候物产差异很大，饮食原料的来源亦不尽相同，加之各民族独有的发展历史和生活习俗等多种差异，西夏又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特有必须从量上来分析，而不能从面上去看。
否则大家似乎又有共同的特点，所谓的特有又变成了共有。从饮食原料来源上看，上文我们分析了西夏、辽、金等在饮食原料来源上都具有多样性，这里再分析西夏的特色是否矛盾，正如我所说，他们虽然在质上具有相同点，但具体到量上、时间上，西夏又有自己的特色。西夏与辽在前期的饮食原料来源极为相似。
都是以畜牧、渔猎的动物原料为主，到了中后期由于农业的发展，植物原料在饮食生活中才占有一定的地位，而宋朝的中原汉人始终以粮食作物作为主要饮食原料，女真人是农业民族，同时兼营渔猎，这就决定了其饮食原料自始至终的均衡性。
即使是在女真人建国后，中原地区广泛种植的粟、黍、裸、粱、荞麦等，在女真人中种植，进一步丰富了女真人饮食原料的情况下，女真人动物资源的摄取，在其饮食结构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西夏饮食原料与宋、辽、金相比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水产品鱼类资源的不足。
上文我们虽对西夏的鱼及西夏人捕鱼作了简要论述，但这一点与宋、辽、金相比却相差甚远。契丹女真地区江河纵横，东临大海，鱼蟹资源异常丰富，相比西夏人对鱼的种类没做区分，辽金地区的鱼产品却有鲤、鳃、莲、卿、螃蟹、海狗，以及产于黑龙江、松花江的大麻哈等鱼类和海带等水产植物。
西夏人在水产品的食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可以推测西夏人还是以陆地上的动物资源为主，直至今日，西夏故地的宁夏人民对水产品的食用仍然不多，烹饪技术也较单一。这是西夏饮食原料的缺陷，亦是西夏饮食的特色之一。从谷物类主食上看，西夏人主要粮食食品是饼，而辽和金是粥和炒面，宋则是蒸饼。
在分析之前要说明的是西夏人也有粥和炒面，辽金人也有饼，宋人也有粥、饼和炒面等，只是谁主谁辅的问题。西夏的主要粮食食品是饼类，其中尤以烧饼和胡饼最为流行，甚至在西夏还出现了以买卖烧饼为业的烧饼房，可见饼在西夏人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西夏人每天都离不开“饼”。
相比之下的辽代，他们能用粮谷做出多种食物，但是最常见的是粥和炒面。尤其是粥在契丹最为流行。女真人建国后，很快据有中原，中原地区的各种农作物品种和饮食烹饪技术也传入到了女真，从而丰富了女真人的饮食文化，然而女真人最常食的谷物类主食也是粥和炒面。
西夏、辽、金在谷物的主食上为什么会出现如上差异呢？本人认为原因主要在于谷物原料的差异上，麦类是西夏的主要谷物，西夏的麦类有大麦、小麦、荞麦和青稞等，品种较多产量较大。而做饼的主要原料是大麦和小麦，因而西夏饼是最主要的谷物主食。相比之下辽、金地区主要谷物是粟和黍。
粟在辽地不仅用为契丹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口粮，和契丹官兵的军粮，有时契丹皇帝还用它支援盟国和赏赐臣下，如辽景宗保宁年（公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同时粟亦是金朝统治者赏赐官员的主要物品之一，粟和黍亦是金的主要谷物粮食，而麦类农作物在女真和金的种植却较少。
粟和黍不适合制作饼，相反却适合做粥和炒面。我们再来看看宋代中原人的谷物主食，宋代时的中原人，最为流行的面食加工方法为蒸，宋代用蒸法加工的面食品种众多，主要有炊饼、馒头、包子、兜子等。
而此时西夏的烧饼却是通过烙、烤而制成，唐代最为流行的方法为烤，唐代烤法加工的面食主要有胡饼、烧饼等，由此可知西夏相比中原宋王朝的饮食是存在差距的。
三、总结
从上文分析西夏、辽、金和宋的主要谷物类主食可知，西夏、辽金和宋在烹饪谷物主食时的方法各有侧重，西夏人在食用谷物类主食时重烙、烤，如烧饼和胡饼便是通过烙、烤而成；辽和金重炒和煮，炒面即是通过炒制作而成，粥是通过煮制作而成；中原的宋重蒸，如炊饼、馒头、包子、兜子等皆是通过蒸制作而成，这亦是各自的饮食特色。
通过上文对西夏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西夏饮食原料、饮食习俗的论述，再与同时期宋、辽、金等民族或政权的饮食文化进行比较，可知西夏饮食文化既有同时代北方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共有的特点，亦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