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安县白马乡岙后的王仁里，祖辈在那清朝末年的乱世由江西省玉山县来到我们浙江省西安县(后称衢县)的七里乡上村(今柯城区七里乡大头村)定居，先后已经六代人了。其家祖祖辈辈都很重视对儿女的教育。反对旧封建崇尚新文化的思想，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超前一大步。但是，同时又早就看破了民国时期的政坛红尘。做人低调，远离政治纷争，只顾耕读持家，重视子女教育，安分守己务农，可以从医从教，不求当官发财。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家族的女孩不裹脚，跟男孩一样读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选择并定居在七里山乡，其目的就是图个相对的平安。
王仁里的家族是个既保留着优秀的传统文明又富有先进时代精神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叫王开芳，兄弟八个，排行老四。王仁里兄弟七个，排行老三。以礼待人，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宽容，尤其是特别重视人道，同情穷苦人的衣食温饱，衢县、遂安、常山三县周边的农民都知道大头王家包括在岙后的两兄弟仁里、仁厚个个都是大善人，也是大能人。
一、王开芳开路开槽，王仁里两地奔跑。
王氏凭着勤俭起家，在大头有不少田产。因为人口的增加，田地财产也需要相应地增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于是，王开芳又来到当时的遂安县(今淳安县)白马乡买下了岙后的一槽毛竹山，又在距岙后五里路远的横源开了了一些田，在岙后建了用来舂料、舂稻又磨面的水碓。王开芳很有远见，他知道要致富先修路。紧接着，他就花大本钱开凿修筑了从岙后到横源的石阶路，作为岙后出产土纸的出路和从横源收获稻谷的归路。在这之前，这里别说挑担，是个连徒手步行也很艰难的五里禁地，只有打猎或采药的人偶尔冒险才会经过这条曲折险峻的山沟岙后坑。这条路的开通，使他家挑纸的出路缩短了足足十五里。后来，王开芳让他的三子王仁里两地奔跑管理岙后的山和槽以及横源的田地。
说实在的话，虽说他是买下了这里的山，倒不如说是他开拓了这里，说是王开芳开发了岙后和横源倒还更为确切。在这之前，岙后虽然山面广阔，资源丰富，但苦于有货难出山，所以是个很不值钱的地方。原来所谓的岙后是站在乳洞山的角度而叫的，只有唯一的通道，从乳洞山先上高坡到达岗顶的山凹(山的缺口)处，过了这个山凹旁边的低洼处就叫岙后。
因为家大业大，加上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住在山里也不平安，明里有恶霸的强取豪夺，暗中有盗贼的劫杀掳掠。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的安全，王家也不得不花钱养着家丁，并配备了几支步枪。不仅保护自家的安全，同时也给村庄带来了安宁。从不持强凌弱仗势欺人，总是锄强扶弱关爱穷人。因为从大头到岙后有五十里的路，经常要来往也着实不方便。为了便于管理，家里养有马匹，王仁里都骑着马来往于两地之间。所有这些，让人看起来也着实是有钱有势气派十足的样子。所以，人们看见王仁里都称呼他为王老板。
大头和岙后两处生产的土纸都统一用“王立大”这个牌子。那时候，在衢州与遂安两地，无论是商人还是顾客，看到印有“王立大”招牌的土纸，就像今天的人们看到了著名的品牌一样，毋庸置疑是正宗的好货色。
在那民不聊生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及其军警对王立大家族也无可挑剔，对这样的良民自然是倍加尊重。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千里岗地区活动期间，也视其家为可靠的开明绅士，从不触犯。因为王家人明里不涉政治，却在暗中支持并资助红军。
二、从不亏待长短工，穷人乐意做帮工。
因为王家人厚道，能真正地关心穷苦人。不仅不会亏待帮他家干活的长工短工本人，而且爱屋及乌，也关心长工短工的父母妻儿。知书达理，个个勤劳节俭不嫖不赌，人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这对于帮他家干活的人来说，也无疑会产生近朱者赤的潜移默化作用。即使是好吃懒做的人，如果能在他家干下去，也能学好学乖。同时，严格禁止长工们拿着从他家赚得的那点工资去赌钱或嫖女人。如有违反，那是有损于王家的门风的，也就不适合在王家继续干活了。所以，长工们自然都能把从他家赚到的工钱如数带回家，孝敬父母长辈，抚养老婆孩子。穷苦人都喜欢帮他家干活，尤其是怕被国民党抓壮丁的人更喜欢常年呆在他家干活。因为，王家会尽力帮助穷苦人避免国民党的抓捕，所以在王家干活没有后顾之忧。
有复姓欧阳的兄弟仨，也是江西老表。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凡是有兄弟两个的就得抓一个去当兵。兄弟们为了谋生路谋活命一起来到浙江，又为了避免被抓壮丁替国民党当兵送死而改名换姓，一个叫欧某某，一个叫杨某某，一个叫欧阳某，这样子，三个人在陌生的地方就不像是兄弟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私下是兄弟，公开身份则是非亲非故毫不相干的。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先选好可信的东家而后再上门求活干。结果，欧某某在灰坪乡沙坑村帮人干活，杨某某在白马乡岙后的王家纸槽里，欧阳某在七里乡大头村王家。从大头到沙坑四十五里，从沙坑到岙后四十里，从岙后到大头五十里。他们想，这样子兄弟仨天各一方，即使遇难也不会全都遭殃。其实他们是逃避国民党在江西围剿红军造成的战乱而来浙江避难的，老表有难，王家人也自然会尽力帮助。原灰坪乡田里村的吴世木，因父亲生病死得早，欠下了一笔债务，一时无力偿还，被人逼得走投无路，年都过不了。而自己也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实在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把自己唯一的仅有五岁的弟弟背到遂安的什么地方给卖了，换回五十斤大麦暂时安顿好母亲的生活。而他自己偏偏在这年关时节，出门在外的人都要回家过年的时候，他只身跑到白马岙后，请求槽户老板王仁里收留他做个小长工。王仁里看他真的很可怜，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吴世木在王家做事很勤快，让王仁里很放心。第二年春夏之交，吴世木问：“东家，你那荒山上让我自己开点荒种点玉米，可以吗？”王仁里有点不放心地说：“我让你干的活，已经够你干的了，你的年龄也还偏小，怎能干得了这么多呢？”吴世木说：“我一定不耽误东家槽里的活，一定在把你家的活干好的前提下，抽点时间去开荒种点自己的玉米。”王仁里说：“你有这个能力，又不耽误正事，你能吃得消，那就随你去开随你去种吧！”虽然，王仁里自己也只不过二十来岁，但王家人有教养，特别看得起这么勤劳肯干的人。吴世木虽然年少家贫，但穷而有志，做人老实，说到做到，当年就收获了一千八百多斤玉米籽。他在王家干活有饭吃，有工钱，还额外收获了这么多的粮食。这在当时，跟他在自己的家乡相比，可以说是大翻身了。
吴世木在王家干活，不仅靠着自己的勤劳额外赚了这么多玉米，而且博得了王仁里的特别信任。因为像吴世木这样勤劳肯干又这么吃得起苦的人是非常少非常少的。
第三年，吴世木又向王仁里提出要求说：“东家，我想在去年开过的地方把地再开阔一点，今年再多种点玉米，可以吗？”王仁里这一次不再是担心自家槽里的活被耽误，而是关心长工的身体能否吃得消，说：“你呀，你已经干得够多够累的了，怎么还要想多种点啊，把人累坏了可就不合算了。”吴世木说：“我自己有数，我能吃得消。”王仁里说：“你只要不误正事，开点荒种点玉米，那是你有本领肯吃苦的勤劳所得，我也不收你的山租，凭你的能力，种得了多少种多少吧。”这一年，吴世木收获了三千多斤玉米籽。
这时候，吴世木征得东家的同意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岙后。他想给母亲搭个灶头，王仁里说：“就不用麻烦了吧，让你妈妈跟我们大家一起吃，帮这些在槽里干活的人洗洗衣服，也是帮我家干活，就作为也是我请来帮忙的好了。”就这样，吴世木和他的妈妈母子俩在王家都有饭吃，还有相应的工钱，吴世木种出来的玉米也就是多余的，可以出借可以出卖了。
可想而知，吴世木真的很幸运。他虽然勤劳能干，要是遇上个刻薄吝啬的东家，那他即使是再勤劳再能干也是枉然。说到底，吴世木是遇上了好东家，才让他的勤劳能够多得，才让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王仁里对他的好。
三、路见不平是非明，智斗县长救穷人。
在国民党政府为围剿红军封锁红军生命线的时候，王仁里有一次在当时的遂安县城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陌生老人在那里哭得很伤心，就上前问个究竟，得知老人家里有大小七、八个人，买的一担救命米被政府没收了，这可是要饿死人的事情啊！怎么了得？政府怎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
于是，王仁里就好心安慰老人，说：“不要怕，不要哭，我帮你写一张状子，你拿着在那县衙门口等着，看到县长走出来的时候就一把抓住他叫苦喊冤，要他答应把被没收去的米还给你。你放心，我在边上看着，县长出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要是他对你无理，我会帮你说话的。”
这一回，老人家的那担米是挑回去了，当时的情形还算是顺利的。但是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统治下的县长，当然也可以实行“宁可让一千个老百姓饿死，也不能让一个红军活命”的办法来效忠于蒋介石。然而事实上没收这位老人挑的米，无论如何也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看看人家的年纪就可以断定这位老人绝对不可能是红军。可是县长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按照县长的心思来说，这个王仁里可真是多管闲事，弄得他做县长的没了面子，当然得找个机会收拾收拾这个王仁里。如果给王仁里按上个通共通匪的罪名，那么置王于死地就是顺理成章的，只是暂时碍于人道奈何不得罢了。
四、兄帮红军入了狱，弟告县长救了哥。
过不多久，有一天，据说有二三十个汉子，从常山过雷公岭再经过白马到遂安那边买米。他们挑着米回头经过白马时，被守候在白马的国民党军警及地方保安队全给没收了。他们无奈地找到并求助于王仁里。王仁里听了他们的诉苦后，愤愤地说：“这个国民政府真是腐败透顶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我们百姓点灯。这样下去，老百姓还怎么个活法？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了，只能用点硬的办法。你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不要轻举妄动，在那里等着，我们还得先礼后兵，我先去跟他们说一说，说不成的话就听我的哨子再采取行动。哨子一响，你们就一起冲进去把被没收去的米给抢回来。”这一回，因为人心齐泰山移，大家的突然行动，弄得国民党的军警、保安一下子猝不及防，大家的米都抢出来了，一担一担地都挑回去了。王仁里凭着良心帮了那么多陌生人的忙，他敢冒通共通匪的危险跟政府当局作对，自然成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然而，王仁里上一次帮助那位老人家讨回公道的事已经惹得时任遂安县县长怀恨在心，而这一回在同一天里有这么多人挑粮，能肯定都是普通的穷苦百姓吗？能没有嫌疑吗？王仁里的冒险行动，无疑是给了县长对他实施报复创造了天赐的良机。在这个非常时期的节骨眼上，国民党要给王仁里定个扰乱公务、扰乱治安、通共通匪、助纣为虐什么的罪名，都不为过。于是，王仁里很快就被抓捕归案进了国民党的大牢。那一年，他只有十九岁。
这时候，王仁里的五弟在大头的家里，得知自己的老三被抓入狱了，就不声不响地去告县长了。说来也巧，那个县长很快就被他告发倒台了，自己的哥哥被无罪释放了。然而，真的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一个衢县七里乡的的小伙子对付一个遂安县的县长，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把他搞掉吗？这绝对不可能，其中一定有不少县长另外的丑闻劣迹被揭露了，或者是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军政内部的某些争斗问题，才把县长推倒并同时救出哥哥的。
老三没干坏事，老五做的也都是好事，这对于其父母和兄弟们来说当然是心知肚明，值得高兴的。对于老五有这般能耐救出老三，做父母的心里不用说是可歌可贺的。但是，兄弟俩所干的都是十分冒险的容易招惹杀身之祸引来灭顶之灾的事。因为国民党实行的剿匪政策是“联保具结”，也就是“一人通匪，十家同罪”。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人胆敢贸然行动呢？老三在外闯了祸，在那非常时期应该让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救是要想办法救的，但一定要设想一个稳妥一点的有退路的办法。而老五小小年纪，连说都没跟父母兄弟说一声，就从家里擅自出走，自作主张地去告什么一县之长，这无疑是一个很不稳重的鲁莽之举。这一次虽然是侥幸赢了，但不代表日后也都能这么顺利。要是万一输了，那么就有可能全家人都被作为贼寇而惨遭不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怀疑，为了防止老五因为一次的成功而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掩人耳目，为了保全家人，利用家规，责成老五在三年内不得外出，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干活。
五、先锋岙后槽安营，后续横源田扎寨。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连续五次的大围剿，江西的革命形势处于最低潮时，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在此期间，江西人民深受国民党的“清剿”之苦，很多人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来到相对安宁的浙江。其中就有两个共产党人来到岙后，得到王仁里的同情，并安顿下来在纸槽里做槽工。其实，这就是后来中共衢遂寿中心县委成立的前奏。虽然这在当时，他们很可能是自行逃难而来，并非组织上有意安排，但是他们一定为后来中心县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岙后是深山，没几户人家，也没什么平地。这里距离最近的两个小村庄也都在五里路以上，向西翻过一座山是乳洞山自然村，向北循着曲折的小溪下去是横源自然村。横源又分上横源和下横源，下横源是相对开阔一点的地方，开有几亩田，所以也叫横源田。横源田就是王仁里家的粮仓之所在(前面说到的吴世木在解放后就被安置在横源田里)。王仁里家的人要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种田，这里也就当然有一所房子。因为这里不是家，所以这所房子叫做横源田铺。当然，横源也只有几户人家，仍然属于人烟稀少的山区，是个很隐蔽的地方。
后来，中共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和红军浙皖军分区司令邱老金一起来到了横源，就在这个田铺里开会成立了中共衢遂寿中心县委，严忠良担任县委书记。这些事情，王仁里不可能全然不知道，没有王仁里的支持是不行的，至少也是默许的。其实，他对红军游击队的资助是一直在暗中尽力而为地进行着。发生在白马的抢米事件，或许是这个县委的人请他出面去帮忙的，也可能是他偶尔遇上而主动出手抱打不平的。
至于王仁里到底曾经为红军做过些什么事，因为年代久远，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些事，党史资料也从来不写地主的功劳。到如今，他兄弟七个仅有老七王仁杨还健在，也已老态龙钟了，他少年读书学医，毕业后受国家分配一直在缙云工作，并且在那里安家的。我们单凭旁人的传言，是不可能知道其中的细节的。
六、王仁里蒙冤入狱，王仁厚任劳看家。
在中共衢遂寿中心县委成立不久，蒋介石即开始了全面而残酷的清剿。所谓的红军浙皖军分区总共只有几百人的游击队，哪能抵挡得了国民党十万正规军还有公安警察与地方保安队的四面包围、六路封锁、搜山烧山？王仁里自身难保，又岂能保护得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红军的游击队呢？
前面已经说过，王家做人低调，远离政治纷争。可是，王仁里年轻时胆子大敢冒险，看到不平事爱打抱不平，他做不到低调，常常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替别人出头露面。所以，也难免会得罪到一些人。凭他的脾气，尤其是看不惯那些阳奉阴违踩着别人的身体并拿别人的性命做赌咒往上爬的投机分子，特别容易得罪那种无法无天扰乱社会的假革命。
王仁里在解放前，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做过的事情，拿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犯上作乱的霸道行为，而拿当年的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来说是替天行道支持革命的侠义行为。
在解放后的年，因为王仁里的兄弟们都大了，大家族分家了，老三王仁里和老四王仁厚兄弟俩一起携妻子儿女来到岙后定居，住在原来的纸槽里。第二年，王仁里因为共产党的一些拿现在说起来是过激的政治运动而蒙冤入狱，在安吉县的省劳教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十四个年头。去世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七个月，最大的也是女儿刚十岁。王仁里的妻子在家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尚未长大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老四因为出头露面较少，一直都以在家做事为多，所以没有受到老三那样大的冤屈，但也没少受到每次运动来临时的批判和斗争。然而，老四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始终保持着同胞兄弟的血肉亲情，倾其叔父之情帮助三嫂照顾抚养并教育孩子。
那时候，岙后的孩子是每天都要早早起床，翻山越岭十几里路到大桥头村去读书的。家里的生活状况虽然苦，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虽然苦，更苦的是父亲因蒙冤而身陷囹圄，无辜的孩子也因此受到不应有的歧视与虐待。但是兄弟姐妹五个人都熬过了那么多年的苦，都读了小学，而且个个都能争气，学业成绩都狠不错。
七、没有让不起的事，没有解不开的结。
年，王仁里刑满出狱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可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最过火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的处境也就更为艰难了，经常的批斗与抄家，无辜的打击谩骂，真让人不堪忍受。然而，王仁里却都能忍受。王仁里的孩子们个个会写会画，他们在生产队的劳动之余，男的快活地拉起了二胡，吹起了管箫，女的会绣花鸟虫鱼。兄弟姐妹们还在房前屋后种了些各种各样的花草。所有这些，都是兄弟姐妹们从小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的，在农村，在山区，一般的人都是做不到的，或者说是根本不会的。这也着实令那些得过且过的贫下中农、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所谓的革命积极分子们看着眼红，甚至嫉恨。那些人把王仁里家作为反动资产阶级俱乐部进行批判，把王仁里父子和王仁厚父子们都作为反革命进行人身迫害，没收了所有的娱乐器材。可是，兄弟们又用就地采集的木头、竹子、蛇皮，再用购置来的弓线和弦线，很快又把新的二胡和管箫做出来，照样快活地吹吹拉拉，始终令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暗中羡慕，明里嫉妒，并恨之入骨，看着被自己恶意打压的人仍然那么快活，而自己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造反派们怎么也不知道，王仁里的儿女们为什么会有这般的能干。
在王仁里和孩子们受到人身攻击的最困难时期，王寿高小时候在大桥头村读书时认识的好朋友刘某，却不怕被连累上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的罪名，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到岙后王家住上两天，一来可以给王仁里一家人精神上的支持；二来是告诉王仁里一家人“你们不是坏人，至少还有我这种人是看得起你们的，苦日子总会过去的”。
王仁里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在想方设法求医问药的时候，从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不断地寄来名贵的药材。虽然毛病不能根治，但王仁里家的亲戚朋友如此遍天下，而且都那么有情有义。虽然千里迢迢，看他们平时都没有来往，可是当一家有难很快就能得来八方的支援。这一点让整个白马乡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因为再好的药也只能治病只能延缓生命，而不能救命不能起死回生。王仁里的妻子终因医治无效，在年五十岁时就早早地去了毫无烦恼、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按照地方上的传统习俗，出殡的时候是要请八仙，也就是要请别家的八个壮汉来抬棺的，自己的儿子与侄儿是不能抬棺的。然而，小小的岙后本来就那么几户人家，几个被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敌对思想冲昏了头脑的同自然村的小伙子一合计，说坚决不给地主老婆抬棺材。对此，王仁里兄弟俩和他们的孩子们也想得开，认为破一次规矩也没关系，儿子和侄儿自己抬就是了。
后来，不给地主老婆抬棺材的人，他自己的妈妈死了，他怎么也开不了口来请求地主的儿子去做八仙。但他自己又没几个兄弟，王仁里有三个儿子，王仁厚也有三个儿子，他不请地主的儿子就怎么也凑不上八个人，妈妈的棺材又不好自己一个人背着上山去，他着实没办法后悔死了，他自己先前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哑巴吃黄连地强咽死撑着。其实，王仁里在过去也根本没有做过对不起他家的事。当然，他的妈妈是善恶分明的，从来没有说过王仁里的坏话，一直都是好邻居。而现在呢，终究还是邻居，六个地主儿子深知他的难言之隐，既不与邻居记仇，更不能拿死人来出气，就在他妈妈去世的当天晚上主动上门去帮助他料理老人的后事。他想，还好人家不计前嫌，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说话做事不会用脑子的人可悲呀！
王仁里一生坎坷，坐了两次牢。坐国民党的牢，是顶撞了县长，又触犯了国民党在非常时期的“剿匪”政策，却很快就出来了。然而却因莫须有的罪名坐了十四年共产党的牢，回家后又接二连三地受到文革的冲击，紧接着五十四岁时又不幸丧妻。王仁里没有向命运低头，值得庆幸的是儿女们个个都挺能干，这时候又已经有了永畅、永嘉这两个可爱的孙子，他感到很欣慰。
八、南北两家有远见，共同语言一线牵。
王仁里是千里岗北面的地主，我爷爷是千里岗南面的富农。两人都经历了从到这十年的国共内战时期，他们都看透了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祸国殃民行为。虽然没有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但自从遇上了红军，就义无反顾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相信共产党和红军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希望。虽然在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都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功劳。因为两人眼睛看到的是国家的平安，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战争就是幸福。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图什么个人的功劳名利，只求国家的太平盛世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正在跟贫下中农一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地主富农当做阶级敌人实行了再专政，地主富农的子女，也同样受到了各种不应有的歧视与虐待，适龄子女的婚姻也被耽误了。我的大姐姐还算幸运，灰坪大队干部的弟弟来提亲，她还不稀罕，却偏偏经人一介绍就同意翻山越岭去嫁给陌生人地主王仁里的大儿子王寿高。因为王寿高父子、兄弟一家人个个都知书达理，值得信赖。在当时，能像王寿高这样知书达理的人是难找的。所以与王寿高相伴一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从此之后，我的爷爷与我的亲家公真可谓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做人原则十分的相似。在千里岗红军被国民党军队打败之后，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反反复复三十多年时局动荡的风云变幻，他们从不动摇，从不附言趋势，始终坚信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两人非常合得来，每次见面谈天说地，论家道国，都有说不完的话，只是他们俩都始终不说曾经与红军有什么关系，也从来不跟别人说关于那时候千里岗的地下党与红军的事情。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平安，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
另外，那个给王仁里家做长工的吴世木也知恩不忘。不管别人怎么对待王仁里一家人，他始终认为王仁里是真正有情有义的好人，始终像亲戚一样保持着与王仁里家的来往。本来，吴世木也是我的远房舅舅。再后来，住在乌麦源的吕水根，他的家正好处在从灰坪去岙后的半路上，也正是我们走亲戚来往途中歇脚、喝茶、吃饭的地方，他也是当年在千里岗上渺无人烟的地方帮助红军为红军游击队提供很多方便的，可以说是具有特殊功劳的一户独居人家。吕水根向来非常信得过王仁里，也特别佩服我爷爷的为人。他把自己的大孙女嫁给了吴世木的大儿子。这样，从我家到乌麦源的吕水根家，再到岙后的王仁里家，然后到横源的吴世木家，四家人都成了亲戚。
虽然，我们几家人的联姻自有诸多因素促成，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千里岗成为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开始相互间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以后几十年始终如一的为人态度，并且同样都有一颗矢志不渝的良心，这是最最重要的。
作者永嘉小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