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黄牛党在我国上升为一种职业，收入不亚于很多工薪阶层，除了产品的供不应求稀缺性，催生并滋养这行命脉“源远流长”的因素是国人的恐慌和哄抢情绪。
当年日本地震核电站泄漏导致辐射物洒落大海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国居民已经有了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产于海水的食用盐被国民大量囤积，甚至不惜加价“收购”了足矣自己全家老小一生的食用量。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由于距离遥远，漂洋过海后的辐射物被大海稀释到可以忽略不计，无从谈起危害身体健康，于是荒唐的一幕又上演了，囤货党发现所囤商品物价迅速在媒体专家学者言论下恢复平价，自己手中的货成为占用“家庭仓库”的鸡肋品。
于是有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奔走于小区各单元楼层，挨家挨户在门口“乐善布施”了免费的盐。
逻辑很明显，因为当初的囤货党发现平价之后无力出手，自己恐怕要吃到入土才能将“抢购”的盐吃干净，但食品保质期可拖不了那么久，无奈之下就当积了“阴德”。
回想下这些听风就是雨的人当初抢购商品的初衷或许不仅为了自己消耗，更大的“歹心”是等待某一危情时刻爆发赚一波“国难财”，虽然用词有些歹毒，但话糙理不糙。
当年IPone6由于缩短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上市时间差，导致昼夜排队在4s店抢港版货的不少黄牛无法面对破产的结局寻死了结。
有警方去跳楼身亡的黄牛家中勘察时发现，Iphone盒子已在家中垒出长城。如此孤注一掷的投资手法不得不令人“敬佩”，只可惜没用在正途的商业环境，民间资本以及各路商贩同样是低买高卖赚差价，为何唯独黄牛名声差劲成为社会反面教材？
分析了各种案例后我发现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他们瞄准的是小范围内供应商品，很容易控制货源；
其二，加价之后已经不是普遍的赚点百分比就出手的常规胃口，而是大肆的向上翻倍，利润之高或许已经接近法律明令禁止的“灰色地带”。
拿演唱会来说，进入11月份以来杭州的演唱会以井喷形势高频次开幕，于是粉丝和黄牛之间既不和谐又难以割舍的对话声在黄龙体育中心门口回荡，一边是粉丝的怨天载道票价之高昂之离谱；
另一边黄牛委屈之中表示只挣了一点羊毛钱。其实一级市场的票务方也对黄牛心存不满，并极力通过各项科技手段识别真实消费人群，技术面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筛选机制，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消费人群始终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不论何种手段都有边界，无法将“误伤率”降至0。根据业内人士消息了解到，几年前面对明星演唱会在临近开场前到场或许能碰运气低价买到黄牛手中的压仓货。
可是随着监管态势的加严，这一类身影已经从线下转移至线上，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市场购票技术升级后，黄牛也相应提升武装了自己。在网上各类社交应用里依旧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还是熟悉的“溢价配方”。
遇上当红巨星的“盛装录制场”或者“看一场少一场”的“谢幕专场”，价格再次回旋到指数级翻倍也是常有的事。
也许有人会问，当下的各种票务机制不都要求实名了吗？怎么还会存在倒卖的情景？据演唱会内部工作人员了解到，黄牛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们会采用互联网商圈流行的“众包”模式召集群众（大多为学生党）为其漫天撒网式购票，而后再以加价几百块的形式回收再倒卖。
经此周折便可逃离一人一票的购买规则。即便在演出界很多专业人士眼中，黄牛的境界也是在不断进阶，过去他们通过笼络演艺公司大部分资源来掌管销售渠道，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以薅羊毛见长的E时代黄牛形象出场。
要说演出市场的售票渠道分类，据我了解主要分为两种：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前者便是官方的发售平台，也是广告宣传页标注的原始价格售卖渠道，例如大麦、猫眼、圣所、永乐；后者便是黄牛盛行的社交应用市场和线下。
对于每场演出来说由于场地有限座位有限，所以发行的票数也有限，在一级市场告罄后很多还没买到票的人若想观看只能向二级市场寻根问价。
那么技术升级后的票务系统依旧无法提防黄牛的存在吗？据大麦网负责人与记者的访谈中了解到，对于高频次下单的IP，系统会判定刷机行为，并自动进行拦截，成功率可达99.9%。
另外，对于众包形式的购买信息作假，系统会有相应的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团伙抢票但正如前文所述，每一项技术都有其边界，不能一刀切真实消费者的购票行为，所以当中有很多难点待需解决。
而我认为杜绝黄牛现象的根本解决方案要在“供不应求”的源头整改，增加演出场次或分散官方发售渠道；另一面公众也要改正那颗“再不上车，生怕错过”的恐慌心态，没有市场就没有黄牛，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宣传口号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话题。